50岁的孙惠康长着一副典型的刑警模样：黑黑瘦瘦，板刷头，眉头时常紧锁，目光如刀子般锐利，眼睛由于缺乏睡眠常常布满血丝。“他酷爱刑侦工作！”孙惠康的同事说。“当刑警是我小时候的理想。”孙惠康也承认这份酷爱。
    
　　在倾听的快乐中，记者明白了他如何从一名普通的刑警，成长为杭州市下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今年他又何以能两次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那两次接见，他的身份都不同——5月，是以全国先进工作者的身份；8月，则是全国公安保卫战线英雄模范立功集体代表大会代表。得到这样双重荣誉的人，在全省数万名警察中屈指可数。
　　“走廊里传来熟悉的干咳声，孙大又第一个起床了”
　　和孙惠康约了好多次采访时间，均由于他的忙而泡汤。一个星期五下午，记者如约赶去下城公安分局，他的同事抱歉地说：“出去办案了，昨天夜里发生一起凶杀案。”这是一起发生在小区里的凶杀案。晚上10点左右，有人发现一名妇女死在了家中。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上面爬满了蛆虫，夏天闷热的房间里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在这样的环境中，防毒面具起不了太大作用，恶臭会随着汗液渗透进衣服，黏在皮肤表层。
　　孙惠康带领民警忙到凌晨4点，他要求大家集中精力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有价值的东西。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除了勘查现场，他们还要在深夜敲开附近群众家的门，询问与案情有关的所有细节。因为身上这股难闻的味道，他们经常被居民礼貌地拒之门外。
　　案发的次日凌晨4点，大家在办公室里休息，然后约好早上9点集中后再分头办案。“早上7点左右，我就在走廊里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干咳声。孙大又第一个起来了，大伙也不好意思再睡觉。他特别能熬夜，比年轻人还棒！只要有大案发生，他的精神总是最饱满的。”留在大队开会的刑侦大队教导员施宏民说。
　　再次见到孙惠康，已经是5天后。说起这起恶性案件，孙惠康的眉头习惯性地皱在一起。一有大案发生，他就仿佛有千斤重担压在肩头：“做警察的破不了案子，对不起老百姓哪！”有同事给孙惠康做过一个统计，在他担任刑大队长8年的时间里，加班加点时间累计达到11000多小时，意味着他工作8年相当于别人工作15年。“算不得数的！只是作为大队长，我不能让手下的弟兄干活、自己休息罢了。”孙惠康摇手不予认同。
　　然而，一个不为工作拼命的人是无法获得这么多荣誉的：除了全国先进工作者和英模代表，孙惠康还获得过浙江省劳动模范、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并连续5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他带领的刑侦大队也被评为省级优秀刑侦大队。
　　“我在现场叼着一支烟，是为了告诉新民警风往哪个方向吹”
　　在野外出现场的时候，孙惠康时常点根香烟。一些新民警不理解，常常问：“孙大，你是不是烟瘾犯了？”其实，孙惠康是想告诉他们，抽烟能知道现场的风向，在勘查现场时就应该避免站在顺风的地方，以减少吸入毒气。孙惠康破案很有一套，他是全省68名刑侦行家之一。对此，他归结于20多年的“熟能生巧”，以及准确的第六感。
　　有一次，辖区内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个爱好打麻将的女人被杀，警方怀疑凶手是她的“麻友”。这时，孙惠康突然接到了一个小学同学的电话，邀请他吃晚饭。这个看似平常的电话引起了孙惠康的怀疑，经过调查他得知，受害者的一个麻友，正是这名小学同学的妻子。由于她在接受调查时表现得异常冷静，警方一时抓不住她的把柄。向局领导汇报后，孙惠康决定赴这个“鸿门宴”。
　　吃饭时，孙惠康故意提出此案已经不是目前的侦破重点。“我看到她表现得异常的兴奋，第六感告诉我，一定就是她了！”吃完饭回到局里，孙惠康重新梳理了现场痕迹，并最终找出同学之妻确是凶手的直接证据。这样的技巧，孙惠康很少说出来，他相信“言传不如身教”——让别人做到的，首先要自己做到。在最危险的抓捕中，他总是把有限的防弹衣分给最需要的民警，自己则承担“踢门”的任务。在最累的勘查现场，他总是第一个到达，最后一个离开。他更相信，再理性的分析也不能替代现场的感性认识。
　　他还认为，破案是团体工作，哪怕最优秀的人也无法独自承担，就像一张无形的网，每个民警都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稍有疏漏，犯罪嫌疑人就可能成为漏网之鱼。而织就一张坚不可摧的网，是需要接受残酷磨练的。“这么多年来，假如一天能睡上三四个小时，我就把体力补回来了。办案回来，和同事们往办公桌上一躺就能睡着。年轻人一开始受不了，我就让他去‘撑’，慢慢去习惯辛苦。”
　　孙惠康自己也是“撑”出来的。在经受数千个大大小小的案子之后，孙惠康渐渐磨练出了坚韧不拔的铁一般的意志。他带领大队全体民警侦破了一起又一起大案，冲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2002年至今，下城区公安分局侦破大要案201起，其中杀人案24起；特别是去年发生的11起命案，全部告破。这样的破案成绩，在作为杭州市商业、文化、金融、娱乐中心的下城区，是值得骄傲的。
　　“只是苦了妻子和女儿。从女儿上幼儿园开始，我就给她找离单位最近的学校。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不能按时接她放学。忘不掉女儿一手拿着小饼干、一手抓着幼儿园的铁门，望眼欲穿、眼泪汪汪的样子。”孙惠康很无奈。1985年，他从一名派出所民警调到刑侦大队当刑警，从上任的第一天他就做好了为刑警事业奉献自己乃至牺牲整个家庭的准备。“当事业和家庭之间发生冲突时，我能牺牲的只有家庭。”
　　“我拼命抓住他的头，就算死了也要抓牢”
　　孙惠康深知当刑警的危险。在抓捕持枪歹徒时，经常出现防弹衣等安全设备不够的情况，每当这时，孙惠康的脑子里就会反复出现抓捕现场的场面，哪些民警应该拿枪、哪些应该照灯、哪些实施抓捕……像放电影一样想像抓捕时的情景，生怕遗漏任何一个可能发生的危险。
　　然而，孙惠康从未害怕过危险。在他当副大队长时，有一次，辖区内接连发生企业、单位、学校保险箱被盗案，嫌犯在短短10天内作案十几起。侦查过程中，有群众举报一男子在街上出售有价证券，与保险箱内失窃的东西十分相像。
　　接到举报后，孙惠康和一名老同志开着边三轮警车出发了。行进中，他们发现了那名男子，老同志飞扑过去将男子的一只手铐牢，没想到此人力大无比，一甩就将民警摔得老远。孙惠康一看不对，猛地从行驶着的摩托车上站起来，扑过去死死抱住嫌犯的头。
　　“这名犯罪嫌疑人力气真大啊，他几乎把我整个人抱起来，不停地往地上甩。我拼命地抓住他的头，就算死了也要抓牢不放，让他跑了就后患无穷。”想起当年的情景，孙惠康脸上浮现了笑容。在周围群众的帮助下，他们最终制服了这名蛮汉，并在他的出租房里查到了作案工具和赃物。
　　后来，孙惠康与嫌犯籍贯地的警方联系，当地警察第一句话就问：“你们的人有没有受伤？”原来，这人是负案在身的逃犯，在当地作了许多恶性案件，甚至强奸民警家属。他武艺高强，多次逃脱当地警方的追捕。当地司法机关甚至达成共识，一旦发现他拒捕，就将其击毙。就在孙惠康将他死死按住时，嫌犯曾想掏出尖刀，只是孙惠康不怕死的举动让他最终无法得逞。在26年的民警生涯中，孙惠康经历了许多这样的危险。他可以轻松地回忆起当时的一幕幕，就像讲别人的故事一般。这也是队友们佩服他的理由：从容，淡然，且记忆力极好。
　　“抓到这个欠下血债的人，我就了无遗憾了”
　　“为了老百姓的安全，多破一些案子、多追回一些赃物，是警察的荣誉。”孙惠康最开心的事是破案，最遗憾的事是破不了案。除了破新近发生的案件，他时常惦记着过去破不了的大案，8年，10年，甚至15年都不会放弃。
　　1994年12月14日中午时分，辖区内季大妈的80岁老母亲在家中被害。没有目击证人，现场遗留的痕迹也非常有限，许多领导和民警都认为此案已成为死案。孙惠康却把这案子牢牢记在心里。他有一本勘查记录本，纸片已经泛黄，可当时现场的案情、群众访问等却历历在目。他在第二页右下角，记录了当时凶手杀人后劫走的财物：现金4200元9块“袁大头”银元3块孙中山头像银元。其中还提到：“现场提取了痕迹，有利用价值。”
　　孙惠康说，从案发到现在，他和他率领的刑侦大队从未放弃过此案的侦破，每年都要对相关线索进行梳理，对案情进行追踪。每到受害者的忌日或者中秋、春节等节日，他还要打个电话给季大妈，告诉她案件的进展情况，与伤心的季大妈聊聊家常。久而久之，季大妈和下城刑警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
　　也正是来自被害人家属的信任，增添了警方破案的信心。2002年11月初，孙惠康再次利用这些痕迹，发现一个名叫“王全军”的男子特征与之吻合——王全军因与人打架，被判缓刑。得到这一消息，孙惠康从档案中取出王全军照片让季大妈辨认，果然就是他。就是这枚8年前从现场提取的痕迹，让凶手现了原形。
　　此后，下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又乘胜追击破获了一起积案。凶手潜逃了整整10年，却终究没有逃过法网。“在我的记忆里，未破的凶杀案中对象明确的还有一起，就发生在原杭州‘红太阳’广场的地摊上。当年，我还是一名普通刑警。”说起这个，孙惠康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说，假如能把这个欠下城区老百姓血债的犯罪嫌疑人抓到，他就了无遗憾了。刑侦队员告诉记者，“孙大队长一定能了这个心愿”。在一个用灵魂干刑侦工作的警察面前，再艰巨的困难也会变得渺小。